对于传统产业

2020-01-15 09:57

就好像穷亲戚和富亲戚之间难言生意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导致三地之间经济联系松散,产业合理转移、协同发展的难度也很大。

“从上海到苏南,产业转移很顺畅,而北京、天津转移到河北就很不顺,为什么?因为前者是个缓坡,推车顺着这个缓坡就推下去了,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是一个悬崖,推个车,那就掉下去了。北京和河北之间存在着这个悬崖。让企业转移过去,企业不愿意。让北京的居民转移过去,居民也不情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

河北的胸膛里跳动着北京、天津两颗强劲的心脏,而河北自身这个躯干却是瘦弱的。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三地间存在“经济断崖”:北京每平方公里每年产出是1.73万元,天津为1.2万元,而河北仅为1500元。

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来自三省市的领导同台对话。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北京要“自觉主动地瘦身健体”;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区长宗国英指出,天津的发展机遇在于“错位融合、优势互补”;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最实在,他说,“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

而目前的京津冀,有的是沃土,有的是贫地,无论是经济、交通、产业,还是基础设施、民生保障,都与协同发展的要求存在着一些不合拍的地方。

在陈昌智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最难的是怎么处理好全局发展和自身省市的发展。“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利益分配,要有舍有得。如果大家都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想保住自己的蛋糕,转移矛盾和问题,推进协同发展就会落空。”陈昌智说。

肖金成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行政阻隔。“中国官员信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于gdp政绩观作祟,三地各自为政,只考虑当地发展。都希望通过一体化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且不愿意把自己的财政收入分配出去。”

多位政界、学界人士指出,行政壁垒造成的优质要素资源在区域内流动不畅,三地各自为战,缺乏协同,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建国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是共利,互利共享地发展。京津冀以水资源、生态为核心的补偿机制和市场化配置方案必须加快设计。

交通一体化在功能疏解、协同发展方面,无疑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加快构建三地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杨崇勇表示,北京的科技企业,科技成果只有1%往河北转移,50%是转移到了江浙和广东。

三省市“各就各位”,根据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市场导向,谋划和营造具有本地特色、与相邻区域互补共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类型,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破题之策。

交通状况只是一个缩影,京津冀现状与协同发展的不合拍重点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产业的合理分工和融合,毫无疑问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重要实体内容。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不约而同地谈道,产业一体化、合理分工和融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

不只李盼冬有这样的困扰。事实上,从河北省会石家庄到省内的唐山、秦皇岛等地,以及到天津,乘高铁都需经北京中转。不仅高铁,公路交通也是类似状况,可谓“条条大路经北京”,三地间互联互通程度很低。

据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介绍,京冀之间还存在一些“断头路”,“现在还有20多条高速路和省级干道没有打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的改革,有望更进一步。10月29日,京津冀三地的国税、地税部门在廊坊市固安县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建立京津冀税收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京津冀区域税收协调制、建立专题工作小组、举办税收协作会议等多项合作机制。

对于河北,杨崇勇的定位是成为“北京、天津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基地”。对于传统产业,杨崇勇坦言迫切希望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把河北打造成国家新型工业化基地。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各市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衡水是农业大市,人均粮棉油的产量均居河北省第一,还拥有国家级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衡水市委书记李谦表示,衡水正在成为京津的生态腹地、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今年以来,与北京、天津洽谈项目94项,总投资996亿元。北京维克多服装以及轨道交通设备等55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7亿元。” 李谦说。

分别从东北、西北紧邻北京的承德市、张家口市也均已提出,要打造“卫星城”,为北京疏解部分城市功能提供支撑。

在肖金成看来,天津市要建设具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化工产业、面向国际市场的中高档轿车和具有自主品牌的环保经济型轿车、石油钢管和装备制造、现代医药产业基地。从长期来看,应把单纯制盐、纯碱、钢铁、一般机械制造和一般化工转移出去。

长期以来,生态环境建设是京津冀发展的一块短板,是最大的瓶颈。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透露: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中,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占到了一半以上。

陈昌智认为,北京应主动“瘦身”,积极调整疏解转移一部分功能,发挥好科技、人才、国际交往的优势,提高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和水平,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具体来看,肖金成提出,首先是工业,其次是批发业和物流业,都可以转移出去。

天津白领李盼冬的老家在河北邯郸,每次回老家的交通问题都让她颇为纠结:“k字头”火车直达,需要七八个小时;高铁快,但天津到邯郸没通高铁,只能先到北京,在北京南站坐地铁到西站,再坐高铁到邯郸,“大包小包地奔波”,4小时到家。

“我今年去了河北调研,我认为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河北省是真的下功夫了,关停并转的力度之大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最可贵的是,不在乎gdp一时半会儿的得失。”陈昌智表示,虽然河北省今年有的季度gdp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但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难能可贵。

据杨崇勇介绍,河北省人均gdp为38716元,不足北京、天津的一半;人均财政收入仅为北京、天津的1/5左右。此外,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也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以天津碱厂为例,过去天津碱厂所需原盐来自长芦盐场,但如今盐场的大部分已改为建设用地。我多次提出天津碱厂在天津已经没有优势,可以搬迁到河北或者山东等地,最起码搬到大港区。但碱厂所在的塘沽区不愿意其搬离塘沽,天津市更不愿意其搬离天津。”肖金成说。

陈昌智谈到,环境污染治理,任何一地都不可能独善其身。“apec会议期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好处。因此,三地应紧密携手,加强在能源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合作,建立大气污染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共同构筑起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防护体系。”

交通一体化是先行领域,产业融合是实体内容,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

除了财政税收的共享制度,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经所原所长金碚还有个更为大胆的建议——对三地政府政绩考核实行联评制度。“把三地政府看成是一个联队,在经济发展、环境生态、公共服务等方面赋予一定的政绩连带责任。让三地政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解决协同发展的真诚性的问题。”金碚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直言不讳:“屁股指挥脑袋,这是批评领导的一句话。但仔细想一想,屁股就是要指挥脑袋呀,我是这个省的省长,我不为我这个省着想,我怎能去为人家的省着想?京津冀三地,要没有中央层面来做规划,两市一省,你怎么好去规划别人省市?”

而日前公布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使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三地被当作一盘棋,由最高决策层来统筹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在项目布局上,北京应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主动加强在京津冀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的力度。”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谈道。

杨崇勇坦言,为保京津冀生态环境,“河北进入了2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河北下决心对污染较重、耗能较高的生产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前三季度河北省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2.7%,与此同时,河北经济发展也“伤筋动骨”。“前三季度河北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全国都排在倒数第三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杨崇勇说。

而对于北京、天津来说,也更关心三地协作中的分利机制。京、津企业到河北去投资办园区、建工厂,利益怎么分配?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正宇透露,今年4月,三地交通部门成立了协调小组,其下有规划政策组、工程组、港口组、交通运输组。“我们非常重视交通的一张图,但不能把三地的交通规划叠加,变成一张图,而是要结合新的城市规划,结合人口分布、城市功能来构建交通的一张图。”周正宇说。

而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强调,“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不是说北京不要的转移到河北、转移到天津,而是要形成协同创新,共同把创新这篇文章做好,把新兴产业蛋糕做大。”

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的经验也许值得研究。去年11月,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北京中关村海淀园达成共建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的协议。目前在收益分配上,海淀区、秦皇岛市、入园企业三方已经达成“442”的利益共享模式。据北京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园管委会主任孟景伟介绍,海淀区的企业在秦皇岛落地发展,实现的地方财政收入,海淀区、秦皇岛市将各得40%,另外20%建立产业基金扶持企业的发展。

作为经济上可与北京比肩的“兄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区长宗国英表示,天津的定位在于与北京“错位融合、优势互补”。

今年2月,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